○ 呼唤城市群崛起
○ 建设城市群，区域规划先行
○ 城市带动效应的提升：大城市区（群）——城市带——城市圈
○ 广佛合作：率先建设城市群
○ 成长中的城市群引领经济快速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并明确要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这是对党的十六大关于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新发展，是针对近年我国城镇化发展出现的新情况作出的新总结，是根据城镇化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的新概括。
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健认为，城市群的提出对于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因为在“十五”之前，区域发展主要的提法是沿海和内地，后来转为东中西的提法，“十一五”规划从区域空间结构的角度上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
城市群的崛起，将成为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呼唤城市群崛起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较高增长。跨入了21世纪，我国面临着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继续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动力源来自何方。随着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我国，城镇化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就是城市群的崛起。城市群正在成为人类历史上经济总量规模最大、人口密度最高和国际影响力最强的空间。泛珠三角“9+2”协议搅动南中国，长三角互动热浪潮涌，中国城市群崛起势头看好。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引导产业转换，跳出行政区经济，创新区域发展新体制，中国未来发展呼唤着城市群崛起。
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城市群相比，中国城市群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比如，中国城市群对国家财富积累贡献度低于发达国家城市群。有报告显示，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为70%。而中国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区、长三角区、京津环渤海区）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只有38%。未来城市发展将向城市群和城市经济带延伸，中国应发展组团式城市群，使之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战略平台。
又如，中国城市群中首位城市的作用与贡献度偏低。据统计，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广州、上海、北京的GDP占全国份额分别是1.8%、4.6%、2.5%。而纽约、东京、伦敦、首尔（汉城）的GDP分别占全国的24%、26%、22%和26%。中国城市群首位城市规模偏小，聚集财富能力偏低。
再如，中国城市群仍处在经济粗放式增长阶段。有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城市群经济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工业七国水平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
还有，中国城市群的劳动力生产率偏低。依据世界劳工组织报告，2002年美国劳动力生产率为60728美元，欧洲国家平均为43034美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2002年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为10600美元，长江三角洲为9500美元，京津环渤海地区为6800美元。三大城市群劳动生产率平均为8900美元。
建设城市群，区域规划先行
为了增强我国城市群的综合实力，缩小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城市群的差距，进一步加大我国城市群的协调发展能力，国家率先在长三角等地区开展了区域规划的工作。其中，长三角区域未来可能成为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城市群，地位举足轻重。但是，随着长三角地区不断发展，区域发展中也暴露出了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在基础设施规划上，区域性的空港、海港、河港的布局上，国土矿产资源的开发上，生态环境的保护上，产业发展的结构上等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需要综合规划和区域统筹协调之处。
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明确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整体定位和发展重点，关键是要解决一些在规划区域内各省市和各地区共同关注、而单一省市又难以自行解决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促进区域整体发展的重大政策。通过区域协调与发展，要使长三角区域形成一个空间结构合理、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经济密集区，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基地和实现现代化的示范区。
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严格意义上来说，长三角还没有形成城市群制度体系，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而城市群只能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目前来看，长三角城市群与世界上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五大城市群相比，在制度建设上有很大差距，为此，在长三角城市群制度创新上，要高度关注国外城市群制度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学其长，避其短。
一是以城市主导型的城市群发展“欧美模式”。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大体上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漫长演进过程，城市化与城市群形成和市场化、工业化的互动过程，形成了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欧洲城市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在城市环境与可持续方面也走过弯路。伦敦和纽约城市群都曾经污染严重，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治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是以政府主导型的城市群发展“墨一印模式”。多数发展中国家走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群发展道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较强的赶超色彩，其发展模式也是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墨西哥和印度就是政府主导型城市群的代表，主要特点是：城市群推进的速度相当快，人口高度向大城市聚集，城市群迅速发展。但是城市群发展缺乏经济基础，社会问题相当严重。墨西哥城市群人口占墨西哥人口的比重超过了50%，印度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工业城市及城市群中。政府主导的城市群发展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从长远来看，它不能解决城市及城市群中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并导致城市群之间的不平衡增长，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这一次长三角区域规划的重点来看，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在长三角区域的制度创新上有重大突破，为统筹长三角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重点则是在土地集约化、农民市民化、市场一体化等方面构建一系列新制度雏形，使之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市场联动的基础。比如，要更明确地认识长三角区域的发展定位，通过合理规划长三角区域的主要产业，有效地引导人口、城镇和产业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内的合理布局，促进和形成高效的区域性基础设施体系，促进城市交通与区域交通系统衔接，建立支撑持续增长的能源生产与供给系统。
城市群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自然反映。工业化前的城镇形态和布局，主要取决于一国政治的、军事的或市场交易的需要。工业化以来的城镇形态和布局，主要取决于不同产业经济技术特点对产业布局的要求。城镇的规模主要取决于特色产业的规模和服务型产业所面对的人口规模，由此决定了一国的国土或空间，总是有分工的、非均衡的，有些区域是以城市群为主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区域，有些区域是永久性的农业区或生态区，只能形成点状分布的城镇。
城市群已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城市化初期，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也主要是以单个城市的平面扩张为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更大范围内，逐步形成以一两个特大城市为龙头，中小城市集群协调分布，城镇间保留一定的农田、林地、水面等绿色空间，并通过高效便捷的交通走廊相连接的城市群（城市带、都市圈）。这种城市化形态，由于有现代化的交通网络连接，不会降低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由于是多中心的，可以防止单个城市过度扩张带来的“城市病”；由于城镇之间又是相对集中的，又可以避免分散型城市化带来的土地浪费和物流成本上升。城市群以外的其他城市和众多的小城镇，作为特色产业中心或一定区域的公共服务中心，则点状分布在其他区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独特功能。城市群地区，既是创造就业和人口居住的密集区，也是支撑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
城市带动效应的提升：大城市区（群）——城市带——城市圈
中国位于沿海地区的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希望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城市群。今后，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各个大城市区，特别是向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三个大城市区（群）进行集聚，三个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空间。当然要达到这一点还需要国家城市化整体战略设计中有一套明确的大城市区、大城市群的政策作为支撑。
大城市区是城市发展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也是城市化的高级形式，建设和发展大城市区首先符合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其次，建设和发展大城市区有利于都市圈内各类规模大小城市之间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共同提高，符合圈内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大城市区的建设必将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核心大都市的经济、文化．科教与信息等中心的地位，有利于将其建设成为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中心城市。
大城市区的建设和发展将按照区域共同利益的原则，重点推进交通网、人才网、金融网、信息网四大网络的建设，强化大都会作为核心城市的功能建设：到2010年大城市区内GDP人均达到4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达到75％以上，形成优势互补、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区域经济，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
大城市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既有较好的投资环境和较强的经济实力，也有较完善的城市功能和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益，同时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1995年底，我国有32个人口规模在l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其中超过200万人的有10个，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沈阳、武汉、广州、重庆、哈尔滨、南京、西安，均为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或跨省区的大区域性中心城市。
（一）首都经济群——京津冀大城市区（群）
在最近10年中，北京建成区10年长大近200平方公里，新版地图将以五环路为地图中心。而规划部门则审慎预测：北京城区还将继续向四周扩展。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到2010年，北京市区面积将达到610平方公里左右。近年来，随着人口的膨胀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城市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人，国内各大城市的加速扩张成为趋势。有关资料表明：未来10年水资源短缺将是中国国内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而北京人均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7，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居百位之后。北京市社科院长期研究水资源供应与城市人口容量的研究结果显示：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77.77万人，但实际北京总人口在1997年即突破1500万大关。
通过首都经济圈—京津冀大都市圈的科学概念，把北京市及相邻的天津市、河北省统筹考虑，探索、提出首都及周边省市的城乡发展规划。在地区规划研究中形成一种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的“区域整体性理论”。这一理论倡导全球市场、区域经济、科学文化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走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路，通过综合的发展途径，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京津冀大都市圈”不是行政区划概念，而是指对包括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保定等在内的城乡建设规模进行统筹研究，通过合理的布局与建设，形成完善的城镇网络，疏散北京市区部分功能，合理发展沿海港口和工业，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京津都市带及区域整体发展，使“首都经济圈”共同发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的作用。
（二）沪宁杭经济群——长江三角洲大城市区（群）
1998年以来，江、浙、沪各地先后提出富民强省、富民强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相继实施城市化、信息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战略。这标志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从以往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根本转型，是告别小康、走向富强的发展战略大转移。
农业、农村、农民的巨变，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城市化浪潮的涌起提供了必要条件。
统计资料表明，浙江省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582元，农民富裕程度连续17年位居全国之首。城镇居民收入去年也首次跃居全国第一。另据统计，江苏省去年农民人均收入为3785元，其中苏南农民纯收入达到4990元。江、浙两省农民的富裕是农村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对城市化提出了紧迫要求。
苏南农村工业化是苏南农业价值转移造成的，苏南地区目前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现在大家不约而同地抓城市建设，这是工业价值积累横向转移的一种体现，是大势所趋。城市化浪潮是全面性的，是继乡镇工业、外向型经济之后，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城市改造和建设是提高城市功能和资源积聚效能的重要起点。
近年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15大城市的城市建设形成激烈的竞争局面，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突飞猛进。南京、无锡今年拆除旧城建筑面积均超过100万平方米。各地纷纷大手笔调整行政区划。据统计，从1999年到2001年，江苏省撤乡并镇628个，撤并村15000多个，江、浙两省城市化水平均超过40％。2001年8月，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行城乡一体化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将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网。在苏南地区，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系统，从去年开始向个体工商户和外来劳务人员延伸。2001年，南京市首开吸纳外来劳务人员参加养老保险人数超过10万人。户籍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使城乡二元结构不断被突破。
信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战略大转移的重要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沿海发达省市普遍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经济的第一增长点和第一推动力，呈现出千舟竞发之势。上海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领域。三大产业产值已占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的八成以上，形成了较强的技术优势和产业基础。
（三）广（广州）深（深圳）经济群——珠江三角洲大城市区（群）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珠三角”城市群辐射力渐强，广东对全国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以广州、深圳为轴心的“珠三角”城市群的崛起。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广州依托改革开放的东风，经济发展一路高歌，深圳则以无与伦比的“深圳速度”缔造了城市发展史的奇迹。两个中心城市优势互补，比翼齐飞，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从而带动了全省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日前，广东省已向世人宣告，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已超过农村人口，占了全省总人口的55％，其中，珠江三角洲达到72％，并催生出了一大片充满经济活力的城市，形成“珠三角”城市群。这是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之一，它以占广东30％的人口，创造着全省77％的GDP。根据中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学者的调研，珠三角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轻工业生产基地，其生产规模已超出美国东岸及欧洲。
广佛合作 率先建设城市群
三年前，广佛地铁轨道建设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以此为广佛城市群建设的象征性起点。三年来，广佛城市群建设，两地的合作领域，正日益向纵深处迈进。
在广佛城市群建设进程中，轨道交通建设发挥了先导功能。事实上，广佛都市圈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最开初走入公众视野，也是在广州地铁一号线开通后。正是地铁的开通，缩短了广佛间的距离，让佛山最先融入到广州“半小时经济圈”范围内。而兴建中的广佛地铁建成后，与广州地铁的一、二、三号线对接，更奠定了广佛间的良性互动基础。
广佛两地高层频频接触，全面拓展了广佛城市群的合作领域。广佛双方政府间建立了进一步密切交流机制，在产业合作、水环境保护、交通路网衔接等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来自广佛双方各界专家的探讨，在广佛城市群建设进程中，同样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2003年至今，广州、佛山两地宣传部等单位，以“广州·佛山区域合作发展论坛”为主题，先后举办了三场研讨会。每次研讨会，都会涌现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对策和建议。它们既是对广佛城市群建设实践的理性总结，也是对未来双方更大范围内的合作的一次前瞻和深化。
广州和佛山，都是珠三角地区有影响力的城市。在新的发展时期，两地确立了各自的发展目标：广州要建设成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佛山要建设成为产业强市、文化名城、现代化大城市。
广州要带动全省、辐射华南，首先从佛山开始。大合作带来大发展。作为两座咫尺相邻的都市，广佛合作源远流长，当前两市在经济上更成为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城市经济综合体。在新形势下，更需要通过建立新的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提高双方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以打破城市行政区职权形成的藩篱，提高两地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运行的质量。无疑，这种合作，有利于提升广佛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各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实现各自确立的发展目标。
成长中的城市群引领经济快速发展
穿行在成都、德阳、绵阳之间，尽管城际间的距离均只是两三个小时的车程，但横卧其间的绵延不绝的农村，让记者特别感受到了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艰巨性和急迫性。
成长中的城市群引领经济快速发展。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一个个城市群，并由此带动城乡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
西南地区的区域合作绝不止是重庆、成都、南宁等中心城市的联手与发展，而是以其为核心的城市集群的发展，它的着眼点要由“连接城市”升级为“缔造城市群”。
这样的思路是科学的，也是必需的。
中国西部基础设施薄弱，尤其是城市数量偏少，以山区为主的农村面积广阔却土地贫瘠，致使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相对较弱，经济、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滞后。因此，建设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是国家推进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要战略。
以成都为例。今年年初结题的成都市重点研究课题《成都都市圈战略规划研究》指出，四川现有的32个城市中，除了成都这个超大城市外，31个城市都是中小城市，形成了明显的断层。德阳市市委书记李成云诚恳地告诉记者：“我们愿意主动承接成都的辐射，但目前两地之间的经济联系确实还没有我们希望的那样紧密。德阳市愿意进一步融入成都的经济半径，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由是，西南地区各大城市群加速扩张，大力带动这一区域的城市化进程。
8年前，重庆市约有2/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但现在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55%，这意味着至少有360万人从农村进入了城市。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认为，重庆农村人口比例的降低，是重庆城市群快速发展的结果。重庆直辖后一直致力于摆脱“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局面，重庆主城区、万州、涪陵、合川、江津等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以每年20到25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
现在，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包括德阳、绵阳、乐山、眉山、雅安等城市的城市群已经初具规模，这些城市间交通发达，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所用的时间都在2小时之内。据预测，未来10年，成都都市圈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经济总量将达到四川省的60%以上。在西南的广袤大地上，南宁城市群、昆明城市群、贵阳城市群都在快速成长并紧密合作，形成了活力四射的南贵昆经济区。
随着西部大开发向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创建，“泛珠三角”经济区形成，南贵昆经济区的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该经济区所在的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区，地处东亚、东南亚、南亚“三亚”的结合部，是我国西部地区出海入洋和沿边开放的重要通道，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十五”期间，依托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桂黔滇三省区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推进地区之间协作和共同对外开放，在培育南贵昆经济区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加强西气东输等能源建设和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建设，加快了长江、珠江流域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进度，培育群体支柱产业，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共同探讨南贵昆经济区建设的政策保障和协调机制，取得了积极成效。
“珠三角最大的腹地就是2.5亿人口的大西南和5亿人口的东盟市场。只要把南贵昆经济区建设好了，上述地区就能更好地接受珠三角辐射和产业转移，带动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并辐射开拓东盟大市场。”南宁市市长林国强从更宽的视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告诉记者，南宁市正在致力于成为南宁—东盟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前不久，南宁市总投资达79亿元的56项重点项目陆续宣告开工，以此建设区域性大枢纽。
当前正在逐步实施的“16375” 工程，将会在新昆明城市群中勾勒出“一枢纽、六出口、三个环路、七联通、五通道”的骨干大路网结构。到2020年，全面形成过境和出入口高速公路系统；建成北城现代地铁系统；形成环湖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建成连接东、南、西、北城区与湖中区的水运系统。实现“一湖四片”大交通圈45分钟通达，相邻片之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其中北城与东城之间控制在15分钟至20分钟可通达的快速交通线。
雪域高原崛起的现代城镇群，同样引人注目。目前，拉萨的绿化覆盖率已达32.3%，市区柏油路、水泥路达30多条，纵横交错，形成城市道路交通网络；拉萨市城区面积由不到3平方公里发展到54.8平方公里，城区人口发展到27.2万人。中央召开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和兄弟省市对口援藏力度的不断加大及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不懈努力，西藏城镇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继林芝地区八一镇被评为“全国优秀园林城镇”之后，昌都镇昌庆街改造工程荣获“全国人居环境示范项目奖”。江孜历史文化名城、雅砻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建设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全区设市城市2个、县城71个和建制镇140个，城镇人口约98万人。七地(市)所在城镇道路骨架、上下水管网已基本形成，城镇道路达495公里，建设区绿化率已达23%。
随着各级领导干部对区域合作的认识日益深入，西南六省区市的区域性经济协调更加显示出澎湃的活力。8月15日，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第20次会议首次提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通过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深化六省区市区域经济合作。
“要把西南六省区市的局部优势、分散优势变成整体优势、综合优势，必须认真研究‘十一五’期间西部大开发的重大问题。当务之急是全面创新区域合作的体制和机制，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王金祥说。
国家铁道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张建平透露，为尽快改变西南地区铁路运力不足的局面，铁道部将进一步强化西南与中、东部地区的区际通道建设，完善区域内铁路网络，开辟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国际合作新通道。
贵州省省长石秀诗说，贵州将与各方协同行动，消除壁垒，改善环境，营造公平开放、有序竞争的“无障碍”大市场，促进六省区市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进市场一体化。
柳德新 2006年01月28日
《大地》 (2006年 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