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后工业时代，电视已占据了公共话语的制高点，并且几十年来风光无限、享尽霸权。本是一种人们多元文化选择的权利，乃至由于大众文化的普及消解了意识形态的强势嵌入，但正如其它的垄断方式一样，一旦雄居高位无它替代，则使其凭借自身的传播刚性和资源优势而倾泻文化泡沫。于是，当今的人们正是吮吸着这种文化泡沫的客体受众，一种消费主义的危险正在逼进文化的核心，无价值的泡沫渲染也在淹没想象的飞升和思想的灵光，在此境遇中文化正在无奈地与媚俗媾和，一场思想的消褪运动正在铺天盖地蔓延。百年前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担心不幸正在成为现实，电视文化的全部实践也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在各种文化形式上”，泛娱乐化的强势传播正在把人们带入思想缺失的文化沙漠。
电视的泛娱乐化正在把想象催眠。电视的泛娱乐化倾向正如阿多诺所说的“是由于它们实现价值的原则所主宰的，而不是由它们自身特殊的内容和和谐的形式所决定”。由于商业原则的支配，在利润的要求下，电视在文化形式的保护中实现的是一种非文化行为，它强加给观众的是一种单向的价值，并且不容你有任何置疑。在这种单一向度的接受中，铺天盖地的娱乐烟雾完全麻痹了人们的思想，用各种流光溢彩的形式停止了观众的想象，于是，很少有人在电视的各种喧闹叫嚷之中还会再去思考“没有存在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芝诺）这样的哲学问题，甚至连这种形式是否是“善”本身的制造者也不再怀疑，并且形成了一种娱乐依赖。然而现在观众除了自身的想象睡眠之外，电视制作的本身也在进行着创造睡眠，不但电视中各个频道如出一辙，主持人一个腔调，甚至在时间上也在原地重复而毫无新意。文化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重复别人是一种抄袭，重复自己是一种创造力枯萎的表现。但目前的电视制作者们完全已抛弃了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完全在像制作广告一样使它成为一种靠自身垄断而倾销的商品，至于观众在娱乐的笼罩之后是否能有文化的启蒙已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可以说，与其它商品的捆绑销售是这种典型的娱乐目的，共同的利润追求在文化的旗帜之下，顺利地完成了，至于受众的价值效应根本不是最初和最终的考虑。想象作为人类最动人的特殊的精神活动，是人类自身获得进步的重要途径和知识增殖的方式之一，可悲的是在这样一个电视的话语霸权时代，还有谁能去放飞想象的翅膀，去想象大鹏飞上九万里高空，去想象那端坐在云端的释迦。有人说应该迅速把这种消费主义的想象从现实层面拉向未来层面，去指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我们不奢望如此高迈的精神虚蹈，而是希望电视能放开对于受众的心灵吞噬，让他们的想象回归想象本身。
电视的泛娱乐化正在把人类的价值主体颠覆。由于电视的商业性原则和泛娱乐化追求，各种时尚和速朽则成为其合理的形式主体，作为一种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显然不能成为它的屏幕主角。虽然它的各种形式的节目也都是以文化和艺术的名义进行，但“艺术存在于互相联系的种种社会意义之中，但从外部去记述这些意义是徒劳的，因为它们是由具有自身逻辑和严格的形式特征来传播的”（迪克斯坦）。在价值启蒙的意义上，电视文化正在把文化引入了歧途，因为它突出的是一种时尚文化和快餐艺术，并把文化的虚假形式推上前台，使歌星、舞星、模星等成为社会的追崇。本来，这类形式的文化是主流文化的一种点缀和补充，但经过电视功能的放大，已成为整个流行文化的主流，并且在统摄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风向追随，真正的思想创造则成为被冷遇的另类。一个抛弃了创造“异端邪说”，反而追捧起各种作秀的时代，实在是一种悲哀，但最终时代会为它的盲从而付出沉痛的代价。迫于风雅的召领，电视中也会让学者出现，于是便有了余秋雨的点评，和易中天的渲染，也千篇一律地进行主持人与学者的“谈话”。然而正是电视制作者无法识别学术的真假，往往也像捧出歌星一样推出时尚性学者，于是便产生了另一种危险，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化信息又错误地给予了受众。人们限于知识和思辨的局限，无法从权威依附和舆论高地的信仰中走出，而会把这种声音奉若圣典，这也正是余秋雨和易中天能够借助这种强势媒体走红的根本原因。在电视的这种话语强势倾泻之下，余秋雨成了文化圣主，甚至容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即使在公众面前出现常识性错误也拒绝纠正，或者认为你的置疑是为了以“名人”的效应而有他图。一般情况下，上帝给人分配的才能和精力比较均匀，长于思想者一般擅于文字表达，而在电视面前做秀往往不是长项，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因为说不好，所以才选择书写的方式，鲁迅和钱钟书甚至在演讲时都有些口吃和木讷。这样一来，电视中的学者肯定要选择那些脱口秀进行表演，可是，真正的思想被这种表演的形式淹没了。如果说在电视中进行某一学科的讲座有助于文化普及的话，那么，要获得更深层次的境界则需要静心地沉潜研究，有的哲学家说哲学是无法教授的，正像大学无法培养出作家和诗人一样。失去了独立思考的人将失去与创造联姻的机会，一个不能推崇思想的媒体正在表面的虚张声势之下镂空自己的躯体。雅斯贝斯曾经说过要达到极限的形而上学体验的深刻性，以及关于在超越性之感觉中的绝对者，恐怖和最大幸福的意识，无疑是当灵魂残酷地被解体和被破坏时才给予的。我们在轻松的、不加任何生命体验地接受这种电视娱乐文化中，或者在一种语言造势中能真正了解文化的精髓、思想的深度和读懂《三国》吗？
电视的泛娱乐化正在造成公共信任危机。电视利用其独有的公众强势地位，不但可以包装各种时尚之星，还可以让一些学者走出书房成为文化偶像，然后像余秋雨一样成为文化圣祖到处指点“文化穴位”，或开出“文化药方”。如果说这种功利包装还借文化之名的话，那么在进行纯商品的包装和推介时则完全卸掉了所有的面具，“直截了当地、毋庸乔装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和彻底的算计放在了首位”（阿多诺），不惜为各种商品摇旗呐喊。于是乎，打开所有的频道，不是丰乳肥臀，增高壮阳，便是能治疗各种绝症的良药，或为其它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助威，一种资本与强音的合谋扮演着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公共传媒骗局。阿多诺说：“可以合法地被称为文化的东西，作为苦难和矛盾的一种表达，试图紧紧抓住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然而，以文化传播自居的电视在低劣商品的宣传之时，怎么会考虑这些文化的良知，在进行了这种文化转化之后，它正明确地把受众当成了鱼肉的对象。只是可怜的受众一时无法从这种蒙昧中解脱出来，因为电视的娱乐化、非思想性已使自己的精英话语成为权威。在注重精神价值的哲学家狄金森看来：“切不可使人的精神蒙受价格的羞辱”，但“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韩非子）的电视媒体已不再顾忌价值的正义拷问，一种生理意义上的需求给它提供了强大动力。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时代和娱乐传媒时代在社会转型期所表现出的本体性矛盾和价值缺失的迷惘，市场范式的进一步扩大，使本来缺少文化硬度的电视传媒无法抵住来自市场供求的诱惑，即轻易放弃了自身应有的基本操守和伦理原则，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目的，不惜把自己沦落为文化的杀手。目前电视媒体的这种急功近利也无疑于杀鸡取卵，自己埋下的诚信缺失、价值迷离、文化颠倒的种子最终将成为倒戈自身的力量。“假如人在一切时代都把功利推崇为最高的神，全世界的诗歌从何而来呢？”（尼采），毕竟美好、向上的力量将是人们在摆脱蒙昧之后的永恒追求，那样一种独霸公共话语的传播媒体会悄然瓦解。
“百鬼狰狞上帝无言，星有芒角见月暗谈”，这是传媒霸权时代的思想处境，一个用电视文化烘托的文化场域充满了速朽，用电视文化喂养的一代人将是思想萎缩的精神侏儒。在这样的一个物化时代，真正的思想和创造很难走向前台、走向公众，不是那些无知者的拦截，便是庸俗的商业文化的泥沼，在虚幻的掩盖之下，思想者还需要继续在精神宇宙中独行，同时，面对喧嚣的屏幕更需要耐心和抵住诱惑的定力。我并没有要求面对大众的电视传媒天天是一副学者的面孔，那样也更是一种不幸的愿望，我只是希望新的传媒形式能够发扬传媒的优秀传统，若不能担当启蒙的向导，最低也不能迁就媚俗的下滑，更不能低估了观众的接受能力和审美要求。为什么电视不能成为人们心中的火炬，为什么不能像图书馆那样给人以高雅、向上和思想的动力，我们强烈地要求娱乐下课，思想上场。另外，拒绝电视即可恢复应有的想象，使独立的思想回归思考本身，思想和创造也便开始在没有喧闹的地方舒展开来，以此与媚俗划开界限，并对抗时代的物化和下滑。我们生活在电视文化干扰的空间，虽然因为它的强势烟雾迷住了人们判断的智慧，但我们依然能在大地之上找到行走的路标，能够看到远方矗立的山峰，不去留恋眼前的迷惑将是思想诞生的前提。
二百年前，英国物理学家赫胥黎曾经预言，未来文化的消亡不会是因为文化的专制主义，而是因为娱乐化时代的到来。当前，电视的泛娱乐化无疑在推波助澜，何时我们离开这种虚幻的文化泡沫，重新回到读书、思考、想象和求知，将是一个健康向上的时代的开始。
2006年9月9日于翟营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