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寻找当下

古今关系、中外关系和人事关系分别代表纵向经历、横向共生和切向依存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三维坐标体系和总体运行框架。在这样一个三维坐标体系和总体运行框架里，当代中国人民成为坐标原点。立场和眼光决定了我们看待一切问题、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与方法。当下、中国、人民不能继续被边缘化，而应当准确定位，重返中心。我们应当首先站在中国人、当代人、多数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优先以宽广、深邃、长远的眼光解决问题。当代问题、中国问题、人民问题永远都是我们的首选课题，因此我们把所有的关切首先献给当代中国人民。

一、中国立场，世界眼光

我们毕竟生长在中国，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都是中国之子，理所当然地站在中国立场上。虽然从逻辑次序上讲，我们首先是世界人，然后才是中国人，但是从历史次序上讲，我们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世界人。中国是我们永远的名字，中华儿女是我们不变的身份。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家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我们的梦在这里。重建神州，再造中华是我们的使命；重振秦汉雄风，再展隋唐气象是我们的责任。世界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大家庭，人类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孙中山曾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只有在世界格局中我们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只有在国际框架中我们才能准确地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我们应当秉持中国立场，世界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的方位和进程，重新评估中国的机遇和挑战，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为之拼搏；中国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值得我们用一生去为之奉献。我们共同拥有一个身份，叫中国人。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向往，叫中国梦。新中国运动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运动，就是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运动。我们应当重校中国道路，重现中国辉煌，推动中国重返世界之巅。

中国最大的安全不是筑墙自卫，而是做大做强我们自己。因为先为不可胜而后方能无往而不胜。曾几何时，中国累了，中国睡了。从虎门销烟到洋务自强，沉睡而又麻木的中国警醒了，先贤们用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从拜上帝教到太平天国，沉闷而又庸碌的中国惊醒了，先烈们用血为我们谱下了荡气回肠的乐章。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沉沦而又蒙昧的中国觉醒了，先哲们用泪为我们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诗篇。然而，中国依然逐步偏离了世界的主流，淡出了世界的中心，滑入了边缘化、落后化的歧途。天翻地覆，百年沧桑。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民族独立到人民解放，沉痛而又愤怒的中国猛醒了，一个英雄的民族挺起了不屈的脊梁，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从此高高飘扬。从孙中山发出振兴中华的伟大号召到毛泽东作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先驱们惊天动地的呐喊仿佛震古烁今的雷电在历史的天空永远回响。从改革开放到和平崛起，沉醉而又亢奋的中国清醒了，中华儿女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华民族以龙的形象腾飞在世界东方。亦步亦趋，只能甘居人后。昨天我们曾经在全盘欧化和全盘日化的交响，全盘苏化和全盘美化的变奏中自我丧失和异化，曾经自我孤立于世界之外，事实上自我放逐到世界中去，今天我们应当唤醒沉睡百年的文化自觉，激发岁月尘封的文化自尊，弘扬中国精神，光大中国梦想，重新跻身于世界的主流和中心。

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外敌入侵，而是对于竞争对手的臣服和盲从。因为心灵的征服才是真正的征服。曾几何时，中国老了，中国病了。从著名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等人鼓吹“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著名翻译家严复等人重申“体用不二”，从王国维等人主张“学无新旧”，“学无中西”，“学无有用无用”，到李泽厚等人倡导“西体中用”，中国经历了回旋往复的西天取经之路，跨越了曲折坎坷的精神启蒙之旅。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大体只是今体古用、中体西用的同义反复和新式表述。屋下架屋，只能愈见其小。我们应当超越中西之分，重新发现中国，认识中国，回到中国，重新阅读中国，解释中国，塑造中国；我们应当超越体用之别，重建中国精神，重构中国梦想；我们应当超越新旧之争，重订中国价值，重塑中国形象。昨天我们曾经在洋为中用和中为洋用的交错，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变幻中自我贬斥和矮化，今天我们应当摆脱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找回丢失已久的文化自信，弘扬中国价值，光大中国形象，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全球化的挑战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各国文化面前。一方面是一体化程度在加深。在全球化竞赛中，中国作为参赛选手，必须以博大的胸怀拥抱世界，扩大文化交流与合作，壮大和发展本国文化；另一方面是多元化趋势在加强。应该说，世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每个国家都有权利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因所在。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不无深意地说，“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生活形式”。然而当今英语似乎取代了昔日俄语的地位，获得了超国语待遇，但是英语不是天生的世界语，爱国而不热爱本国语文是不完整的。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在代表国家形象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都以说中国话而骄傲，而不是以蹩脚的外语为炫耀。应当重新确定国语国文的法律地位，重建中国语文主体性，并且以其作为各类学历教育、职称考试的必修课程和必考科目，而从制度上取消英语的超国语待遇，让英语回归外语队列，让外语回到它们应当拥有的位置。如果说文化是我们精神的家园，那么优秀的传统文化则是我们灵魂的故乡。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种族、肤色不是独立特行的标记，优秀的传统文化才是真正的内在标识。因为只有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才能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到底来自哪里。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没有权利让传统文化在我们手里终结，我们有义务让留给后代的文化遗产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绚丽辉煌。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文化重建应当 “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面对世界文化被单一文化所覆盖的危险，我们应当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努力保持和发展本国文化的特色和个性，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打开了中国之门也就打开了世界之门，走进了中国之心也就走进了人类之心。主体性发展战略和开放性发展战略都是立足中国着眼世界的发展战略，彼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只有走向世界，才能更快地走向巅峰；只有走向世界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都是世界公民，世界是中国的舞台。诚如严复所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然而，我们独立而不孤立，自决而不自绝；我们自信而不自负，自豪而不自满；我们自尊自重而不自暴自弃，自强自立而不自高自大。闭关锁国只会自我沉沦，自我孤立无异于慢性自杀。回首有清一代，正是因为坐井观天、缺乏世界眼光，才会夜郎自大、自诩天朝上国，事实上古典中国已经偏离世界主航道，在暮色苍茫的夕阳下走向凋敝，在无穷无尽的挽歌中走向衰落。全球一体回旋往复，世界一统任重道远。当今世界，一方面国际合作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我们要以中国立场观察世界，以世界眼光审视中国，把中国抱负和世界责任结合起来，重建中国主体性，再造世界新秩序，在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开辟新局。与世无争是不现实的，与世推移是不足取的。我们要奋发向上，与世偕行，坚持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博采世界各国文明精华，广泛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促进中国的全面振兴，增创国家竞争优势。不仅要睁眼看世界，而且要昂首走世界。我们要以主人的身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以主角的姿态努力推动国际合作，促进国际自由和国际民主，促进国际公平和国际正义，为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全球思维，在地行动。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中国的发展又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既要负起作为中国公民的义务，又要承担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融入国际主流社会，领导世界发展潮流，确立和提升中国的世界地位，表达和实现世界的中国主张，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和谐，促进世界普遍繁荣与人类共同发展。

二、当下立场，未来眼光

我们毕竟生活在当下，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时代。我们都是时代之子，理所当然地站在当下立场上。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说过，“没有人生活在过去，也没有人生活在未来，现在是生命确实占有的唯一形态。”现实是坚硬的，有如我们脚下的大地。逝者已逝，来者可追，最值得珍惜的就是当下，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现在进行时。正因为此，法国作家阿尔贝特·加缪有言，“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奉献给现在”。 应当确立当下和此岸的实体地位，使之跻身价值的主流和中心，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再造未来的理想大厦，在理想的指引之下重建当下的幸福生活。

每一种伟大的社会空想和宗教幻想都能给人终极关怀和心灵归宿，赋予人生以价值和意义，成为人们的思想支柱和精神动力。美好的未来梦想社会令人如痴如醉，幸福的彼岸梦幻世界甚至让人如迷如狂。虽然因为崇高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但是依然让人不断攀登，让人生因为有了方向而不再迷茫；虽然因为神圣让人远观而不可近玩，但是依然让人不断奋进，让人生因为有了皈依而不再流浪。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里说，“人没有信念不能存活，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正是追求崇高提升了人，向往神圣净化了人，让人的心灵得以安顿，让人的精神得以挺立，让人的生活得到充盈，让人的灵魂得到升华。然而，曾几何时，当下和此岸曾被边缘化，幸福曾被空想推向遥远的未来，希望曾被宗教寄托于虚幻的彼岸。未来的价值曾被无限放大，乌托邦压垮了人间世，因为未来的幸福便赋予当下人生以苦难，当下生活只有从属于未来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彼岸的价值曾被无限放大，上帝之城压垮了世俗之城，因为彼岸的快乐便人为地赋予此岸人生以原罪，此岸生活只有从属于彼岸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了美好的未来无情地压抑当下的幸福，必定不是后代的心愿，否则就是不孝；为了理想的彼岸无限地贬低此岸的价值，必定不是上帝的本意，否则何谓至善。一切寄希望于未来和彼岸，最终往往走向禁欲和虚妄。F．荷尔德林曾经指出，总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历史一再证明，一旦落实，理想国从来都不理想，乌托邦果然一律乌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掀起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运动名为大跃进，实为大倒退，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掀起的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看是大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实质上是大独裁，是一个人的极权，给中国带来了广泛的动乱。伟大的社会空想和宗教幻想仿佛生命的太阳，高悬在人类心灵的天空，正如康帕内拉在《太阳城》里所说，“阳光不仅照亮了大地，而且也照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如果后羿射下了最后一个太阳，整个世界将会陷入黑暗，但是如果夸父果真追上了太阳，结局只能是灰飞烟灭。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应当坚持当下立场，未来眼光，从空想回归现实；坚持此岸立场，彼岸眼光，从天堂回归大地；不把一切都推向遥远的未来，不把一切都寄托于虚拟的彼岸；不以当下的自虐换取关于未来美好的希望，不以此岸的苦难换取关于彼岸幸福的承诺；不让理想过于沉重压扁了现实，不让天堂过于热烈烧毁了大地。我们要发现人自身，回到人本身，弘扬人的尊严，生的价值，高唱人的颂歌，生的礼赞，把伟大的社会空想和宗教幻想当作一座参照系，一副指南针，时刻纠正现实社会的偏差，校正我们前进的方向，珍惜当下的幸福，实现此岸的希望。

每一次伟大的复古运动都是托古改制，返本开新，每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都是以古鉴今，指向未来。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每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最后都依存于以前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人们往往需要回到过去。历史眼光往往就是未来眼光。但是，历史应当成为我们的资源和财富，而不是负担和包袱。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伯德曾说，“一切伟大的设计师都有一种传统的意识，一种不是为过去而过去，而是为了现在而过去的历史意识。” 也许正如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对现时的追寻》演讲中所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座桥梁。传统如果孤立地存在，会僵化；现代如果孤立地存在，会挥发。二者如果融为一体，那么一个就会赋予另一个以活力，而后者则会给它以重量和地心引力作为回报。” 崇拜祖先不是逻辑必然而是价值选择，信仰上帝不必科学论证而是心灵需要。对祖先最好的纪念是超越祖先，对上帝和诸神最大的崇拜是活出当下的精彩，握住此岸的幸福。无论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还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都不能改变我们作为人的事实。我们不仅需要平等地对待世界，也需要平等地对待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上帝。当下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具体实在的；现实不是枯燥乏味的，而是鲜活有力的。未来不是虚无缥缈的，而应是可以预见的；理想不是一厢情愿的，而应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应当超越古为今用和以古非今的交错，超越旧瓶新酒和新瓶旧酒的变幻，以当下立场观察未来，以未来眼光审视当下，把时代精神和终极关怀结合起来，把高瞻远瞩和脚踏实地结合起来，重建当下实体性，再造未来新梦想，在当下的未来和未来的当下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开辟新路。

中华民族不是无本之木，中华文明不是无源之水。根深叶茂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源远流长更有可能汇成长江大河。我们曾经拥有灿烂的过去，但是我们必须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长城、运河，举世闻名；四大发明，有口皆碑。它们固然是我们的骄傲，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清醒地看到，它们更多的是我们祖先的骄傲。今天的中国人应当时常警醒，追问自己三个问题，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什么？我们今天创造了什么？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足以令世人瞩目的当代中国新文明，它们反而会令我们羞愧。对于民族文化最有效的保护就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对于民族文化最有效的继承是和母体血肉相连的不断创新。中华文明的圣火在一代又一代祖先的手中接力和传递，今天交到了我们手中。我们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更加灿烂的当代中国新文明，我们必须在全球化进程中为当今世界文明做出无愧于祖先、无愧于后人的重大贡献。我们曾经因为祖先伟大的创造而骄傲，也必须让后人因为我们卓越的创造而自豪。

打开了人生之门也就打开了希望之门，走进了时代之心也就走进了未来之心。希望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上帝永远站在人民一边。自由幸福、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历久弥新的共同理想和始终不渝的普世价值，也是一切属于人民大众、为了人民大众并为人民大众广泛信奉的社会空想和宗教幻想的核心理念和终极价值。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从诞生之日起追求公平正义、追求自由幸福就是它永远不变的活的灵魂，派别林立、千姿百态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理念和终极价值就是自由幸福、公平正义，而这正是它们永葆魅力的精髓所在，也是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社会主义本来是因道德义愤所激发、针砭现实批判当下的理想主义，却是人类社会永远不会苏醒的梦。人们难以忍受不道德、不合理、不满意的现实，难以忍受平庸、世俗、无梦的时代，所以它一再惊醒沉睡的世界。我们总在梦想升起的地方。这个梦想就是理想国，就是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形态。今天它也许依然还是一个白日梦，但人们期盼在一个理想世界里达到完美境界的遐想让人神往。固然，我们不能因为在思想上喝了几杯蜂王浆就认蚂蜂为祖宗，企图建设蚂蜂社会，不能因为在精神上喝了一点蚁力神就认蚂蚁为祖宗，向往建设蚂蚁社会，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因为正统信仰的大厦坍塌了，空想的事业破产了，在抛弃宗教狂热和个人崇拜的痴迷之后滑入严峻的理想匮乏，道德匮乏和精神匮乏的社会状态，甘于沉溺物质生活的贪婪与奢靡，乐于接受金钱的支配与奴役，甚至坠入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格萎靡的病态社会。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都是极端的，精神自宫和精神放纵都是有害的。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中曾经区分世俗之城和精神之城。未来新中国不仅应当成为我们的物质家园，而且应当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既要走下宗教幻想的祭坛，走下社会空想的圣殿，又要走出唯物主义的误区，走出资本主义的泥潭。在消解神圣和拒斥崇高成为时尚，在甘于庸俗和勇于卑鄙成为洪水的时候，我们需要重建神圣和崇高，再铸风骨和节操。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永远守持一份追求和向往，永不放弃心中的执着和梦想。只有千古不朽的精神，没有万世不易的制度。改革创新是一个永远的过程。虽然我们宁愿对先知先觉们面临的历史困境和提出的时代课题感同身受，虽然我们宁愿对先圣先贤们良好的主观意愿和卓越的创意思维表示深切理解和由衷赞赏，虽然我们宁愿对先驱先烈们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卓绝的斗争意志表示深切同情和由衷钦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照搬他们钦定的目标图式，毫不怀疑地因袭他们规定的行动路线，毫不保留的沿用他们设定的解决方案。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从民族独立到人民解放，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转型与升级的二元交响中，中国经历了从专制与蒙昧到民主与科学、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变换。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中华文明的转念世纪、转轨世纪、转型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华文明的创意世纪、创新世纪和创业世纪。破坏一个旧世界只是序幕，创造一个新世界才算正式开题。新的时代总是赋予我们新的使命。在转世纪，中国人民无愧于革命者的光荣称号；到创世纪，我们应当无愧于创造者的神圣使命。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那么未来就不仅是历史经由当下的延长线。我们时刻准备在历史的转折处把握机遇，在时代的拐点上迎接挑战。当代中国人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未来理想社会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目的地。1987年4月，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今后人类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指出可持续发展应当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创造性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是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的发展战略，但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只能为人类留下一条后路，创造性发展战略才能为人类开辟未来。创新是发展的核心内容；如果没有创新，那么就会只有增长，而不是发展。古人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我们应当把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与从我做起的奉献精神结合起来，从先知先觉那里汲取经验和智慧，从先圣先贤那里汲取仁慈和美德，从先驱先烈那里汲取勇气和力量，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重建理想大厦，在透视未来的目光里重申现实精神，重建新的坐标体系，重树新的路标体系，重订新的指标体系，重构新的目标体系，让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不断的创新和超越过程中获得新生。

三、大众立场，精英眼光

我们毕竟生存在人民之中，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我们都是人民之子，理所当然地站在人民立场上。大众曾被边缘化，底层化，今天应当让大众跻身社会的主流和中心，维护自身的权利和价值。如果不幸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 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写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那么在沉默的大多数与喧哗的极少数之间，我们应当永远代表沉默的绝大多数发声。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演讲中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绝不盲从任何人，绝不放弃任何人；绝不允许出现特权人群，绝不允许抛弃特殊人群，应当成为我们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障少数；警惕多数人的暴政，反对以人民的名义强暴人民，应当成为我们的信念。亚当·斯密指出，在法治秩序保护下的平等权利，是百姓不会变成穷人、穷人可借以摆脱贫困的最有效途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新社会主义永远站在大多数人一边，给予穷困人群以优先关切。站在新社会主义一边，就是站在公平正义一边，我们理直气壮。

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曾说，“世界的设计创造应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谋取金钱，人并非以金钱为对象而生活，人的对象往往是人。”法国著名文学家福楼拜曾说，唯物唯心，都是出言不逊。20世纪初期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就是倡导人的觉醒，呼唤人的发现，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出发，促进人的再觉醒，推动人的再发现。我们要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反对以物为本和以神为本，主张以人为本和人生为本，建设新型人本主义。我们要超越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反对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反对上帝决定论和命运天定论，主张以民为本，主张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建设新型民本史观。我们要反对神权至上，反对君权至上，主张人民主权，主权在民，主张人权高于神权，民权高于政权，扬弃以“有民、治民、享民”为主旨的传统民本主义，建设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主线的现代民本主义。孙中山先生曾说，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追求自由幸福是人类的动力本质，人人平等是现代社会的第一公设。人民民主是实现自由平等的必由之路，民选政治是实现人民主权的基本方式。我们要在以人为本的存在本体论、自由为本的动力本体论、公平为本的过程本体论和幸福为本的目标本体论的基础上，建设新型人生观；在以民为本的历史观、民族为本的文化观、民权为本的政治观和民生为本的经济观的基础上，建设新型发展观。我们应以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幸福指数为主要内容构建人民发展指数，以民族指数、民权指数和民生指数为主要内容构建国家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建立健全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新型国民发展评价体系。

把发展片面地归结于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片面地归结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片面地归结为GDP的增长，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所谓唯物主义发展观偏离了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坐标体系，只是一种早已落伍的物化发展观，也是一种早已变态的异化发展观。一些人假借改革与发展之名，在农村违法征地、在城市违法拆迁日益猖獗，构成了一次新圈地运动，与欧洲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的圈地运动相比，区别仅仅在于不是羊吃人，而是楼吃人，不是圈占公共土地，而是圈占乡村农民赖以活命、城市居民赖以栖身的安身立命之地。一些人假借国有企业改革之旗，肆意侵吞国有资产，掀起了一次新圈产运动，极少数人成为窃国大盗，却让许多工人下岗分流。一些人假借金融改革、证券市场改革之机，恶意骗贷、操纵股市，洗劫人民财产，掀起了一次新圈钱运动，极少数人一夜暴富，却让广大股民一贫如洗。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没收农民土地，建设人民公社，发起了所谓社会主义的圈地运动；没收民营资产，建设国有经济，发起了所谓社会主义的圈产运动；没收民间浮财，充实国库资金，发起了所谓社会主义的圈钱运动，一举消灭了有产阶级，迅速把绝大多数人转变成为无产者，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共同贫困的道路。斗转星移，乾坤倒转，历史在往回转圈的时候，旧“三圈”运动依然历历在目，却又发生了严重背离公平正义原则的新“三圈”运动，导致中国人民贫富分化日益扩大。其实无论昔日的左“三圈”还是新兴的右“三圈”都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普遍极端行为，都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极大蔑视和伤害。当前这种恶劣改革与恶劣发展行为败坏了改革与发展的名声，扭曲了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让本已物化、本已异化的改革与发展雪上加霜，引起了人们对于改革真伪与发展目标的质疑，对于改革成败与发展道路的反思。我们要扬弃以物为本或者以神为本的旧改革观、旧发展观，建设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新改革观、新发展观；扬弃就改革而论改革、就发展而论发展的旧改革观、旧发展观，建设为人民而改革，为人民而发展的新改革观、新发展观，从而走出为改革而改革、为发展而发展的误区，走出为极少数人而改革、为极少数人而发展的歧途，回归为人民而改革、为人民而发展的正道，走出一条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新型改革与发展之路。

改革应当是全面系统地改革，发展应当是全面系统地发展。把改革片面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把发展片面地归结为经济发展，是狭隘的。改革应当是公平的改革，正义的改革，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共同的发展。忽视共同富裕的要求，仅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任由大多数人贫困下去；漠视人民民主的要求，仅仅让一部分人扬眉吐气而让大多数人垂头丧气甚至唉声叹气，无疑是错误的。市场经济是维护经济人权，实现公民经济权利，也是建设丰裕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公民的经济自由，保障公民的经济主权或者经济自主权利。仅仅因为效率原因选择市场经济道路的想法是浅薄的，市场经济中性论或者市场经济手段论其实都未触及市场经济的本质。人是市场经济的最高主体和最高目标。首先，人力可以市场化但人是不能市场化的，因此我们支持建设市场经济，反对建设市场社会。其次，市场化的范围和程度都应当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原则加以界定，以建设自由社会和幸福社会为目标加以考量；市场化的方式和路径都应当以公平正义为原则加以调整，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加以修正。因此我们反对无限而又过度的市场化，主张充分而又必要的市场化；反对恶劣市场化和特权市场化，主张良好市场化和公平市场化；反对唯效率论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建设公平高效的新型市场经济。只有这样，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摆脱恶劣市场经济的前景，走上良好市场经济的坦途；只有这样，未来的市场经济才能摆脱与生俱来的原罪，洋溢着道德成功的光辉。民主政治是维护政治人权，实现公民政治权利，也是建设和谐社会，走向共同发展的根本之道。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实现公民的政治自由，保障公民的政治主权或者政治自主权利。民主不仅是一种权利的分配模式，其实也是一种责任的分配模式。从根本上说，民主就是人民主权的实现方式，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方式。只有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中，人们才能自我负责、自主选择，才能真正当家作主。反思改革，检讨改革绝不意味着否定改革，停止改革，反思发展，检讨发展绝不意味着否定发展，停止发展，而是为了走向良好改革和良好发展之路，更快更好地推进改革与发展。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及时调整改革重点和发展战略，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基本建立的情况下及时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上，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转向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线，从经济优先发展转向政治优先发展，着力建设民主政治。如果说公平正义是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那么民主法治就是新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民主是新社会主义的前提。没有民主就没有新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如果不能建立以新型民主政治为基石的新型权利国家就不可能真正建立以新型市场经济为基石的新型福利国家。从传统社会主义（旧式社会主义）经过转型社会主义再到新型社会主义，是一次伟大而又深刻的社会革命。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它的核心就是公平市场革命与和平民主革命。公平的市场经济革命与和平的民主政治革命是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大核心任务。新社会主义运动与旧社会主义运动相比，就是承认公平市场经济与和平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石。在当前条件下，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推动经济建设实现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型升级，通过公平市场化，建设民生为本的新社会主义经济，另一方面要优先推动政治建设实现从以政府为本到以人民为本的转型升级，通过和平民主化，建设民权为本的新社会主义政治。与此同时，积极建设民族为本的新社会主义文化。

打开了民主之门也就打开了正义之门，走进了人民之心也就走进了上帝之心。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明确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法国思想家阿尔伯特·史怀泽在《敬畏生命》中也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除了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没有公平的市场规则，就没有长久高效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不仅不与效率相互矛盾，而且还是市场经济高效的前提。我们已经通由价格体制改革走向企业体制改革，通由产品体制改革走向产权体制改革，今后我们应当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及时纠正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误和偏差，实行公平市场革命，走出一条新型市场化道路。美国学者范伯格在《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中曾经指出， “权利并不是爱心和同情心激发的纯粹的赠品和恩赏，因为如果是恩赏，对它的适当反应则只能是感恩戴德。”受权者总是优先向授权者负责。民选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我们可以由表及里，自外而内，率先启动民权取向的社会体制改革，深入核心，触及根本，及时启动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和平民主革命，走出一条新型民主化道路。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邓小平曾经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继续拖延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有可能丧失和平民主革命的最好时机，就有可能纵容经济体制改革误入歧途，就有可能放任当代中国坠入恶劣现代化的陷阱。公平市场化与和平民主化是良好现代化的制度定义。不管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越搞越穷就是没有制；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与民为敌就是反动派；不管是这主义还是那主义，逆流而动就是歪主意。我们应当超越公私之分，超越左右之别，超越主义之争，坚持民族为本，民权为本，民生为本，通由新型市场经济之路，建设丰裕社会与共享社会；通由新型民主政治之路，建设和谐社会与共赢社会；通由新型多元文化之路，建设文明社会与共和社会。只有及时开展以自由幸福、公平正义为核心理念的新社会主义运动，实行以民主法治、族群共和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建成普遍认同、人人向往的现代社会制度，才能引导中华民族走出一条以公平市场化与和平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改革与发展之路，走出一条共同富裕、共享幸福、全面自由和谐发展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当代中国人是我们先天的角色定位，当代中国人民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切工作的关键词。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时代是我们的宿命，与民同心，与时俱进，与世偕行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坚持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开展新中国运动，重建神州，再造中华；我们要以中国立场观察世界，以世界眼光审视中国，重建中国主体性，再造世界新秩序，在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开辟新局。我们要坚持当下立场，未来眼光，在新型现代化道路上开展创世纪运动，重建信仰，再造民魂；我们要以当下立场观察未来，以未来眼光审视当下，重建当下实体性，再造未来新梦想，在当下的未来和未来的当下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开辟新路。人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未来新中国必定是民主新中国，未来创世纪必定是民主创世纪，未来新社会主义必定是民主的新型社会主义。新中国运动，创世纪运动，新社会主义运动有如三位一体。惟有民主才能让我们这个国家真正获得新生。我们要坚持大众立场，精英眼光，在新型民主化征途上开展新社会主义运动，重建民主，再造共和；我们要以大众立场要求精英，以精英眼光引领大众，重建人民本体性，再造社会新架构，在大众的精英和精英的大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开辟新境。

我们仿佛看见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我们仿佛看见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我们仿佛看见了中华儿女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200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