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在20世纪初叶，中华民族思想界的杰出人物曾经进行过一场所谓“问题与主义”的理论争论，论争的双方以胡适之和李大钊为代表。

1918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的最后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1919年 8月 17日，李大钊《每周评论》第 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 》，试图阐明“主义”与“问题”的关系。他说道：“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国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

这场争论有着深刻和广阔的历史背景，是中国走到20世纪初寻找前进道路和方式的重要关头必然发生的一幕。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传统农业文明全面崩溃的局面，民族和国家都需要寻找和确立历史行进的道路及方向。时值问题与主义争论的时候，在政治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满清王朝统治，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而在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却是小农经济的整体破产以及民族工业发展缺乏方向，社会的产业革命没有法律体系、政治制度、文化环境以及科技力量的支持，可以说，在20世纪初，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明体系都处于崩溃的状态，鸦片战争的外族炮火、洋务运动的内部探寻、戊戌变法的政治革新，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能够推动中华民族这个古老的国家走上一条真正的依靠发源于社会内部的产业力量实现自身的文明进步的道路。在这样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逻辑中，20世纪的中国走过了一条暴力革命、军阀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政治运动、改革开放的线路。20世纪百年中国以暴力革命为起点、以改革开放为回归，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和血雨腥风，终于结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创造物质财富为首要目标的历史环境中。

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欧洲大陆的一种理论，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同样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成因。它既是古老的汉民族为了寻找自己国家和社会的前进方向，向先进的西方学习的结果，也是当我们民族的精神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崩溃后无力自新的结果，同样又因为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直接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革命成功的榜样。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如此的地位，是多重因素促成的一种历史结果和独特的文化景观。但是，在20世纪中叶，由于这个理论体系被过分的片面化和严重的教条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文明进步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然而，发生错误的根源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是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力量，主要是因为政党领袖在理论的和世界观上发生的错误。显然，从历史运动的角度来看，仅仅通过《共产党宣言》和俄国十月革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这个古老民族的文明进步、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是存在巨大缺陷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人类历史的态度方面，基本上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看问题的，然而，阶级斗争学说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海的一角，决不是大海的全貌。机械地、片面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几乎是1949年后中国所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当然，落后的政治传统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即使现在，我认为，我们仍然不能依据历史的成败标准来简单地评判胡适之和李大钊两位优秀思想家的对与错、是与非。胡适之和李大钊两位争论的“问题与主义”贯穿了20世纪整个中国历史，其实，“问题与主义”可以被视为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侧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无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还是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她已经历史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虽然汉民族始终没有从最完整的意义上理解这个理论。但是，我们要在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解决传统文化的转型问题，还必须丰富、发展和充实这个伟大的富于实践能力的理论体系，使之具有符合时代生活需要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她为人类认识自己的社会生活形态提供了一个常用常新的科学的思维方法。

21世纪初的中国仍然存在着探讨“问题与主义”的必要性。首先，对于20世纪百年历史遗产，需要正确的继承、发扬和批判。基本上说，中国的理论界、思想界和政治领导人，在对20世纪我们自己历史的认识方面，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误区，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和倡导的“民主”与“科学” 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转型的使命也还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次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经验、教训必须也应该得到总结与归纳、发现和说明。

起源于19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已经跨越了20世纪，走到了21世纪之初的现在，在2004年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许多具体领域的改革及其结果进行反思。显然，中国需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改革方法。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已经走到和面临着社会的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发展时期。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文明进步，需要向着高于经济的方向发育，改革也需要向着社会的更高层次的任务转化，对于人类来说，经济问题既不是社会的最高层次的问题，也不是人类生活的终极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生存的基础性的问题。当然，必须首先把这个基础的问题处理好，才能够较好的解决其他社会领域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农村社会，但是，物质生产力的大规模和高速度发展不会首先在农村完成。“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按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释，是因为在“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下，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改革起源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然而，当1984年，经济改革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从政策上企图简单地推行“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验的做法很快在实践中失败，之后，在城市中的以国有企业为主轴的经济改革就始终处于一种探索和实验性的局面下。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然在争论中。

依靠所谓的精英集团引领的社会改革必然归结于失败。而各个具体领域里的改革失败又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改革的流产。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社会经济将如何发展？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如何进行？中国历史将何去何从？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又一次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第三，21世纪中国文明进步的规律性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状态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阐明、发觉和认识。

如果我们的民族依然沉溺于20世纪的行为法则和思维方式中，中国大陆的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就会遭受严重的阻力。因此，我们应该运用科学的和大无畏的批判精神面对中华民族的20世纪以及全部历史。用人类文明标准来衡量，汉民族在20世纪中的许多作为已经不足以和不能够继续得到歌颂、赞美和肯定。同时，从20世纪走出，我们应该认真地探讨21世纪中国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逻辑。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严肃的思想家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正确的态度，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人们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认真的反思和总结。

20世纪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改变的历史。但是，整个民族的成员尤其是一切优秀的分子，必须站在一个历史的和理论的高度认识20世纪百年历史。否则，中国就有可能会失去21世纪的发展机会。现在看，这样危机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时间不会帮助我们解决任何问题，只有正确的行动力，才能够坚实地推动汉民族文明的一步步进步。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关于“问题与主义”也许是一个永恒的哲学。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问题和需要正确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这些无不需要用科学理论来研究和说明。如果说中国仍然需要什么主义的话，这个主义应该是“文明主义”。我们的社会建设及发展政策、战略都需要符合人类生存的公认的法则和文明标准。

重提“问题与主义”，不是为了简单地回味20世纪初的哪场争论。而是希望人们站在全新的生活立场上，确立起最能够促进文明素质生长的“主义”，并且运用这个“主义”去解决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徐国进

2006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