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星球，信息世界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架起一座金桥，构筑了全新的三个世界理论。现实世界、信息世界和虚拟世界分别被称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际互联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到信息高速公路散步、到网上虚拟时空漫游成为最新流行时尚。在网上生活的人甚至被称为网上新人类。在走向知识社会的过程中，知识折旧率和淘汰率越来越高，知识创新速度和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每个人都应当知识化，成为知识人；每个人都应当增强创新能力，成为创新人。各国大力推进知识大众化、社会化进程，培育知识大众，建设知识社会，知识普及率迅速提高；各国大力推进知识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培育知识市场，发展知识产业，知识商品率大幅上升；知识政治与知识经济相伴而行，数字文化、网络文化与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相伴而生。建设知识中国的构想应运而生，人类正在走向知识地球。从国家创新体系经由国际互联创新体系，全球创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一、国家经济创新体系
（一）经济创新。奥地利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A.Schumpter）在1934 年《经济发展理论》中定义：“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以下内容：引入新产品；引入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式；开辟新的市场；开拓并应用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实现工业的新组织。”也就是说创新包括产业产品创新、技术工艺创新、市场营销创新、资源材料创新、组织管理创新等等。但是熊比特强调的是经济创新，认为技术发明者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把技术新发明引入经济之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当然现在一般认为科技创新也属于经济创新范畴。
熊彼特首先提出了经济创新概念，初步阐述了经济创新理论，成为创新经济学的先河。后来经济学家们从技术创新机制，包括创新起源、创新过程、创新方式等方面深入研究，逐步完善了经济的创新发展模式，形成了创新发展观。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创新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并被作为一个重要元素纳入经济发展模式，成为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
一般认为，传统科技创新过程是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再到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应用的“线型模型”，新型创新过程则是各个子过程、子系统相互作用整合集成的系统过程。根据细分程度不同，刻画描述这一进步历程又有“三代论”和“五段论”两种切分方案：（一）第一代技术创新模型是以科学研究为起点、产品营销为终点的科技流程为核心的线型模型，第二代是科技创新贯穿整个流程各个环节的链环回路模型，第三代就是当前普遍重视的系统集成和网络模型，把科技创新置于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系统之中统筹考虑。（二）罗斯韦尔把创新组织变迁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代创新模型是线性或者技术推动模型，市场只是被动接受的承载工具；第二代是市场拉动型的，强调科技与市场的相互作用；第三代是链式耦合模型，第四代是平行互动模型；第五代是系统集成和网络体系模型。
（二）知识市场。萧伯纳有段名言：“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双方交换以后，你我依然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双方交换以后你我各有两个思想。”这段名言道出了物品交易和知识产品交易的重大区别。同时萧伯纳所说的物品交易和知识产品交易都只相当于原始的“物物交换”和“易货贸易”阶段，这种物质产品和知识产品都只是“简单的商品形式”，这里所说的知识交换还不能算是严格的知识交易。知识商品交易和一般商品交易一样，从抽象形态看，分别属于物质产权交易和知识产权交易，但都是产权交易，所谓市场就是产权市场。用一个思想换两个苹果，不一定采取“易货贸易”方式进行直接交易，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知识交易仍然采取货币结算方式以货币为中介实行间接交易。所以资产和知产、资产阶级和知产阶级，资本和知本、资本家和知本家依然存在重大区别。只有通过知识商品化、产业化过程，把知产变为资产，成为知识资产，把知本变为资本，成为知识资本，才能实现知识的经济价值。这样，知识的创新、传播和扩散所构成的知识链就转变成为产业链，层层增值，同时在这一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层层创新，使其成为知识价值和经济价值良性互动的双重价值链，从而推动知识和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知识进步和经济成长双重目标。由于许多知识产品、知识产权的生产和扩散成为知识商品的经营和交易，一个庞大的全球知识产权市场和知识产品市场已经生成。整个地球似乎都正在变成一个知识商场或者知识超市。
科教兴国战略就是知识兴国战略。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知识供给明显低于知识需求，处于严重的知识短缺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尽快改革和优化知识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知识生产力，形成新的知识创新体制和知识经济制度。不断增加知识投入，扩大知识产出，提高知识质量和知识产量，促进知识应用和知识消费，努力提升知识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不断发展知识企业，扩大知识商品生产，促进知识商品化，提高知识生产率，努力提升知识市场在我国总体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扩大知识出口和知识进口，促进国际知识贸易，积极参与国际知识市场竞争，力争在全球知识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狭义国家创新体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势减缓，奉行“技术立国”政策的日本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第一大国和经济第二强国。同时，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模仿日本发展模式，促进经济腾飞。这种情况引起了西方国家政府和学者的重视。他们把这种通过国家行为推进一国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现象称为“技术国家主义”。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正是1987年英国学者费里曼在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现日本的产业政策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在日本创新中的作用而提出来的。弗里曼认为，在近代历史上，技术领先国家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这种追赶、跨越，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还有许多制度、组织的创新，是一种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结果。
一般认为，以前国家创新体系主要分为两种模式──日韩模式和欧美模式。日韩模式偏重技术创新，冲劲十足但是后劲不足，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依然直线突进，创新潜力挖掘殆尽，没能及时进行技术结构转向和产业结构转型，终于趋于停滞。欧美模式坚持基础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并举，及时进行科技转向和经济转型，实行信息革命，走向知识经济，基本保持了三十年经济稳健增长。据统计，日本是世界第一专利大国，美国其次，但是从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来看，美国第一，日本远远落后，这说明日本基础研究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美国基础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并驾齐驱。这种差别导致在全球经济短跑中日本一度超前，但在中长跑中逐渐落后。向美国学习成为当前世界各国经济战略的一种时尚。比如1994 年日本政府提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政策取代过去的“技术立国”政策，强调告别“模仿与改良”模式，走向创新优先战略。
1997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大型企业集团和高技术企业为主）、科研机构（包括国立科研机构、地方科研机构和非赢利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广义的国家创新体系还包括政府部门、其他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和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等。”随后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坚持知识创新和管理创新相结合，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为主体，重点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
此前，1993年前国家教委推出《211工程》，重点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传播体系。1996年国家经贸委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坚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以企业为主体，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重点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体系。1996年1月前国家科委制定《技术创新工程纲要》，并于1997年开始实施。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逐步建立起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农业部长陈耀邦指出农业创新体系包括农业科研体系、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和农业产业体系三个子系统。由于职能分工不同，上述构想各有侧重。科技部副部长惠永正在《推动知识经济实施科教兴国》一文中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可分成五个方面，即科学创新体系、教育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产业或产品创新体系以及管理创新体系。”其中科学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是关键。以上各个方面整合起来，就构成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我国政府正在改革国家知识体制，优化国家知识结构，大力改变单纯追求科研的独立价值的惯性，注重知识的经济价值开发，树立知识价值测度和评估的新的标准、方向和维度；大力改变传统经济下单纯强调科技部门和科技人员创新的作用，并视作唯一创新主体的定式；大力改变企业作为单纯生产经营单位，科研机构作为研究开发机构，彼此隔离相互脱节的状况，推动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等等都能成为创新的主体，形成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科技链和产业链相连接，产学研相联合的创新网络集成系统，这意味着我国应当从单纯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向国家创新体系转型，从旧工业化战略向新工业化战略转型，向工业化和信息化、知识化协调发展战略转型，坚持以技术创新为主导，以知识创新为基础，实现科技与经济多层次全方位的结合，走突进有力、后劲充沛的可持续创新发展之路。
（四）广义国家创新体系。当前关于知识经济的理论发展路径有两条，一是创新经济论。从熊彼特经济创新理论到弗里曼等人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代表了从经济的创新动力观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流程。一是知识经济论。自从1962年美国弗里茨．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一书提出知识生产、知识分配和知识产业概念之时起，应该说知识经济学就诞生了。199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随后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又提出知识社会和知识生产率的概念，知识经济观的基本概念框架趋于完成。直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1997年《国家创新体系》两个年度报告，把二者统一起来，两条路线胜利会师，知识经济论迅速成为一个弥漫全球席卷世界的社会思潮，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迅速成为各国政府自觉的战略选择。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从以上分析来看，以前所谓国家创新体系主要是指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创新转化体系，或者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创新生成体系。经过不断完善发展，从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到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从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到国家经济创新体系，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也就是经济发展。这仍是科技─经济─社会路线。在发现发明与应用转化及其传播扩散的对立中，强调科学技术的创新，忽视其转化推广，这是从传统意义上或者字面意义上理解“国家创新体系”。采纳扩展了的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定义，我们才能对国家创新体系有着较为全面的理解。为了避免误解，可以更加全面地将其改称国家创新转化体系或者国家创新生成体系。
一般而言，狭隘的科学主义者强调知识经济的科技化方向，认为知识经济就是科技经济，就是以自然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或者以自然科学技术和经济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人文主义者主张强化经济的人文化方向，强调知识经济不能只是科技经济，而且应是人文经济，认为经济知识化应当包括科技化和人文化等多个基本方面。前者揭示了当下知识经济的关键方面和现实状况，在实践上更加速效。后者预示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另一新方向，弥补了知识经济理论的重大缺陷，在认识上更加全面。1996年欧盟国家通过第一个欧盟创新行动计划。该计划在欧盟及其成员国两个层次上展开，并以发展创新文化，创造有利于创新的法律、金融、行政环境，增强研究和创新的有机联系等三个方面，作为欧盟促进创新的新举措。这样，就以科技为核心，把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要素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系统。但是以上所说国家创新体系依然以经济发展为主题，局限于国家经济创新体系范畴。其实，政治、文化等等作为综合国力的基本方面，不仅应当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应当具有自身独立自在的价值。所以为了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共同进步，不仅应当建设国家经济创新体系，而且应当建设国家政治创新体系和国家文化创新体系，不仅应当建设物质文明创新体系，而且应当建设自然文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创新体系。
二、国家政治创新体系
（一）政府的经济职能。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一书中曾说，“政府的主要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性的，如税收、国防、教育、能源保持和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和讯息传递、社会保障、经济稳定，以及推动经济增长。”经济职能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在古典经济学中，政府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作用于经济体系，被形象地比喻为“守夜人”。在现代经济学中，政府已被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整合进入经济系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致力于挽救市场失效，主张加强国家干预。继之而起的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又针对“政府失败论”提出了重新重视市场机制的观点。但是即使实现了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仍然会有系统失败问题。所以关键在于通过政治创新和经济创新，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优化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关系，从而实现系统高效。
如果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只是个别经济人、个体经济人假设，其功能是谋求自身的、局部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它的极端典型的表现形态是贪得无厌，唯利是图，那么，相对而言，政府则是公共经济人、总体经济人，其功能是谋求公共经济利益、总体经济利益的最优化，它的理想表现形态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如果过去的经济人假设是内部经济人假设，其极端的表现形态是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经济利己主义，那么政府则是外部经济人，其的理想表现形态是人而忘我的经济利他主义。现实社会中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实际上大多位于两个极端之间。政府应当先人后己，先公后私，个别经济人应当推己及人，公私分明。让利于民，为民谋利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行为准则。单从经济角度看，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为一个股份公司，那么国家元首就是它的董事长，政府首脑就是它的总经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议会就是它的股东代表大会。
当然，政府不是上帝，全知全善全能的无限政府模式已被实践否证，政府不是先知至善万能的圣王、圣雄或者超人，它毕竟是由大量个别经济人组成，其自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它既要履行公共经济人职能又要履行个别经济人职能。包括公共经济职能的公共职能是政府合理存在的前提，否则就可以实行无政府主义了；与此同时，政府又有作为个别经济人的职能冲动，所以必须建立社会对于政府的制衡机制。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府以履行个别经济人职能的方式履行公共经济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严格区分政府的公共经济人职能和个别经济人职能，以实现公共经济人职能为最高准则，在这个前提下，实现公共经济人职能和个别经济人职能的最佳结合，实现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最佳结合，从而建立民主法治高效的有限政府。
许多人认为，我国应当从大政府小社会、大计划小市场的格局走向小政府大社会、小计划大市场的国／民经济格局。但是从世界经济进程来看，这种观点应当受到两点修正：一是应以强／弱对立的概念框架取代大／小对立概念框架，二是应以“强强联合，互相制衡”表述未来的目标格局。我国应当从原来的大政府和小社会、大计划和小市场的格局走向强势政府强势社会、强势政府强势市场的国／民经济格局，从而实现国民经济格局的结构质变。
从理论上讲，新旧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求小政府大市场的国／民经济格局，新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要求加强国家干预，显然要求强势政府。从实际上看，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国家美国，虽然同样经历了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道路，但总体趋势是政府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政府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经济主体。英美近代经济发展虽然可以像经济学家那样归结为社会演进型道路，但是已经走向社会演进和政府推进互相作用的国／民协进型发展道路。近来知识经济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都是典型例证。况且东方国家向来有着干预经济发展进程的传统，日、韩等国有着政府推进型经济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至少可以说，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政府将会继续转变职能，精兵简政，从万能政府走向职能政府，但是不会变为简单的“守夜人”，它将趋于精干高效，继续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使我国从单纯的政府推进型发展模式走向社会演进和政府推进相得益彰的国民协进型发展道路。
（二）制度的经济功能。技术是一种硬制度，制度是一种软技术。技术是以应然为目的的必然规则，制度是以必然为基础的应然规则。所以可以说，技术就是经济作业的自然制度，制度则是经济作业的社会技术。两者可以互相替换，互作等价表述。
马克思曾经把物质生产看作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交易，即自然交易，那么技术就是自然交易制度。相对而言，通常所说的人们之间的商品交易则是社会交易，那么制度就是社会交易技术。美国现代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的概念，进而引申得到交易效率和制度效率的概念，它们是指商品的社会交易成本和社会制度成本，以及商品的社会交易效率和社会制度效率。社会制度成本和社会制度效率可以用社会技术成本和社会技术效率等价表述。根据上述技术与制度在经济上的等价同效原理，生产成本和技术成本可以引用自然交易成本和自然制度成本等价表述，生产效率和技术效率可以引用自然交易效率和自然制度效率等价表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可以归结为广义的技术范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这里所说的科学技术只是狭义的科学技术，只是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关系可以归结为广义的经济制度范畴。如果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可以说这种生产关系的制度成本较低或者制度效率较高；反之，如果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则可以说这种生产关系的制度成本较高或者制度效率较低甚至为负。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产权体制（归结到所有制）是第一生产关系。由于先进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所以从更高的层次看，生产关系包括经济体制、制度等等也是生产力。我们不仅应当看到当代经济不断提高的科技含量和科技贡献率，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不断提高的制度含量和制度贡献率。无论从经济哲学还是社会历史哲学来看，单纯的技术／工具决定论或者制度决定论甚至观念决定论等等都是狭隘的。改革开放就是体制创新。二十年来，正是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事实证明，科技体制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在开发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提高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本的同时，我们应当开发体制资源，提高体制资本。所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中心，以科技进步和体制改革为两个基本点，把经济建设切实转移到依靠提高人的素质的轨道上来，依靠科技进步和体制改革的道路上来，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能态，增强我国经济国力。西方发达国家走在知识经济革命的前列，就在于其高度的人力素质，就在于其高度的科技优势和体制优势。
政府既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实体，又是一个特殊的制度主体。吴敬琏最近指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创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不能把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看作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唯一灵丹妙药。吴敬琏甚至强调“制度重于技术”，“就技术谈技术，是拣芝麻丢西瓜”。“在过去很长时期，我们不恰当地估计了技术本身演进的推动力，以为只要充分运用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投入足够多的资金和人力，就能保证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事实证明，这不是一条多快好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途径”。所以应当“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
经济体制大体分为宏观经济体制和微观经济体制两个层次。体制可以分为体／制两个方面。其实，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具有等价功能，管理创新、组织创新与工艺创新、工程技术创新一样重要。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与此同样重要的是体制、制度现代化。只有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科技现代化和体制现代化互相促进，把科技革命和体制革命统一起来，才能增强系统集成创新能力，建立一个具有强大整体效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技术与制度的对立中，片面突出技术的经济贡献，忽视制度的经济贡献是不全面的。新经济不仅需要重视技术创新和供给，还要重视制度创新和供给。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就是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宏观经济制度创新，从传统工厂制度到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就是一种微观的企业制度创新。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充分说明了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微观企业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对于当前我国政府而言，守夜人（制度维护者）的角色继续扮演，制度创新和供给者的角色更加重要。
（三）政治创新。类比自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经济科学技术是第一经济力，政治科学技术就是第一政治力，文化科学技术就是第一文化力。广义的知识创新不仅推动了经济创新和发展，而且推动着政治、文化创新和发展。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程度在加深，多元化趋势在加强，正在逐步形成三位一体良性互动的新格局。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就是政治体制创新或者政治制度创新过程。这应当是一种大政治的概念，与社会文明相对应，正如以前所讲的经济和文化指的是大经济、大文化的概念一样。
在经济制度创新方面，二十多年前，被誉为第二次土地革命的以安徽小岗村民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揭开了我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全方位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市场化革命的序幕。在政治制度创新方面，九十年代末，东北农民率先实行的海选制度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它揭开了我国从基层到高峰的政治民主化革命的序幕。考察从中共十二大到十五大主报告的演进历程，把它们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相比照，如果考虑到时代变迁和现实状况，可以说再次证明了历史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似乎表明当代中国已经踏上重建新民主主义，走向新社会主义的不归之路。这是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前途可能将是新社会主义。十五大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整体结构和概念框架基本相同，理论话语虽然有了许多形式上的改变，但是沿袭的地方依然明晰可见。比如关于未来文化的目标形态就是采用了把毛泽东的表述和邓小平的表述统一起来的方式表达的，即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面向世界的民族的文化、面向现代化的科学的文化、面向未来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这一论断对于政治、经济同样适用，也就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只有经历不断的经济创新、政治创新和文化创新，才能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大众文化三位一体的目标形态，才能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四、国家支持保护体系
（一）国家知识支持保护体系和国家经济支持保护体系。在构建自然科学技术创新生成体系的时候，必须创建自然科学技术支持保护体系。对于自然科学技术自身而言，创新生成体系与支持保护体系都是必需的。对于基础科学，多数本身并无直接的应用价值，也不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它们和战略性科研、公益性科研一样，必须加以支持保护。自然科学技术创新生成体系和支持保护体系共同构成国家自然科学技术系统。对于人文科学，多数研究成果也不会产生实际的经济价值，都必须纳入人文科学技术支持保护体系之内。推广到整个知识领域，必须建设国家知识支持保护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是国家知识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和国家知识创新生成体系一起构成国家知识系统。
根据划分角度不同，可以把现存经济体系区分为朝阳产业、骄阳产业和夕阳产业或者前锋产业、主力产业和后卫产业或者基础产业、主导产业和边缘产业。这是一种比喻，但是它能揭示一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含义。农业是第一产业，也是基础产业，但是从产业升级规律来看，它又是夕阳产业，不过对于夕阳产业，尤其是作为基础产业的夕阳产业，即使表面上看来是没落产业，也必须建立支持保护体系加以支持保护，不能任由新兴产业将其淘汰出局。同时对于这些基础产业而言，同样需要在国家支持保护体系的支持保护之下实行产业创新，成为国家创新生成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于当代中国，工业是经济主产业，知识产业是新兴朝阳产业。国家创新生成体系固然需要特别重视知识产业，但是对于农业和工业体系的一些行业不仅需要国家经济支持保护体系加以支持保护，同时也必须被纳入国家经济创新生成体系范畴。公共物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一些战略性产业等等同样如此。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了保护和优化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必须建设国家资源与环境支持保护体系及其创新生成体系。从人口或者人力资源角度看，对于贫困人口、失业人口、残疾人、老人、儿童、妇女等等弱势人群需要纳入国家经济支持保护体系加以支持保护，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实行扶贫攻坚计划等等都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同时，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不仅需要培养人才，而且需要建立有利于人才使用成长的机制，这又是国家经济创新生成体系的重要方面。
（二）国家政治支持保护体系和国家文化支持保护体系。这种分析方法也可以用于分析政治行为。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政治与社会制度创新，这是一个永远的过程，需要构筑相应的国家政治与社会创新生成体系，同时对于弱势政治与社会群体，纳入国家政治与社会支持保护体系。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领域的时候，无疑，对于文化遗产（包括无形文化遗产、活文化遗产，比如一些地方戏曲）、高雅文化、公益文化等等需要纳入国家文化支持保护体系，同时，文化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造，所以需要构建国家文化创新生成体系。
围绕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强调技术知识经济或者硬知识经济，建设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创新生成体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忽略制度经济、文化经济乃至人文经济的重要意义，不能忽视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乃至环境的协调发展，不能忽视国家支持保护体系的配套建设。建设国家创新生成体系是一项宏伟壮观的巨系统工程。自然科技创新体系至多只是它的核心子系统。它不能单枪匹马一维突进，而应该与各个子系统相互作用融合共生通过结构质变整合成为完整的广义国家创新生成体系。要让科技创新工程和文艺创新工程比翼齐飞，知识创新工程、经济创新工程与政治创新工程、文化创新工程联动作业，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系统创新、集成创新战略。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我国必须从传统的旧现代化战略向新现代化战略转型，突破过去以经济现代化为主题的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模式，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协调发展，自然文明和社会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坚持走全面全民全新现代化之路，从而建设与知识社会相适应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创造更加繁荣昌盛的知业文明（知识文明）新形态。
（载于《文化市场信息》2000年第1期）
